周有光老先生在其所作的《见闻随笔》(第63页：四大发明)中写道：“网上说：四大发明，其中三项有异说。”同时说“虽非定论，需要认真考证”。

　　文中一一列举了所谓的“四大发明”。我以为文中举证详细，已经足以说明事实。况且以周老先生的学识，如果不是同意其说，我想大抵是不会将观点收入自己作品中的。而周老先生所说“虽非定论，需要认真考证”，正好显现周老先生治学的严谨。

　　以下录其全文：

　　“1、火药。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不能用于军火。用于军火的是西欧发明的黄火药。黑火药是混合物(硝石，硫磺，木炭的混合)，黄火药是化合物，二者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黑火药有百种之多，中国发明的只是其中一种。中国黑火药传到西方的说法，没有根据。

　　黄火药，开始于1771年英国方面的苦味酸，起初用于黄色燃料，继起的发明和改进有：雷汞(1779年，英国)，击发药(1807年，苏格兰)，硝化纤维(1845年，德国)，硝化甘油(1846年，意大利)，棉花火药(1860年，普鲁士)，安全硝化甘油(1862年，瑞典诺贝尔)，梯恩梯(TNT，1963年)，黄色火药(1866年，瑞典诺贝尔)，双基炸药(1872年，瑞典诺贝尔)，无烟火药(1844年，德国)，特强黄色火药(1877年，瑞典诺贝尔)，黑索令(1899年，德国)等。这个黄色火药系列跟中国用来做鞭炮的黑火药无关。

　　2、活字印刷术。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宋代沈括(1033—1097年)《梦溪笔谈》有简略记载，但是此外无记载。没有印刷工具或活字印刷品留下，缺乏实物证明。毕昇的生平和籍贯也不知道。宋元明清都用雕版印刷，不用活字。元代王祯所创活字也没有实物留下。晚近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年代早于毕昇。

　　韩国现存清州兴德寺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旨》(1377年)比德国谷登堡铅印《圣经》早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最古活字印本。

　　德国谷登堡1455年发明活铅字凸版印刷，有设备和印本留下，他的生平和发明过程也有详细记载，他的机械设备和油墨印刷跟中国传说的手工设备和水墨印刷完全不同。

　　3、罗盘。中国古代有司南，没有详细记载，也没有发现实物。指南车不是磁原理，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博物馆的复制品是近代制造的。中国发明指南针，沈括记载有浮水磁针、线悬磁针等四种，后来成为水罗盘。西欧发明旱罗盘，明代嘉靖年间传来中国。旱罗盘是12世纪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有出土物。

　　四大发明中，纸张是中国发明的，证据确实。古代埃及的纸草纸是草茎薄片纵横相叠、高压黏合起来的。跟中国发明的纸张由纤维纸浆制造，迥然不同。”

　　如上所述，中国人历来夸夸以谈的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四大发明”说，成了一缺三，可以休矣。

　　周老先生又在上文后的下面补充了一则“五大贡献”：

　　“中国古代的重大创造，可以归结为“五大贡献”：1、培育五谷。2、养蚕缫丝。3、采焙茶叶。4、制造瓷器。5、发明纸张。“五大贡献”，意义重大，影响广泛，没有争论和疑义。”

　　这个补充意义重大，澄清了虚有其表的所谓“四大发明”，补充了真正有现实意义的“五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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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中国人是妇孺皆知，并以此为自豪。但是你知道四大发明是谁总结出来的吗？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中国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四大发明”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时刻提出的，张召忠高度评价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四大发明)这项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十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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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达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传到国外的，人们却知之甚少。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造纸术是最早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从此，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

　　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为了解决欧洲纸张质量低劣的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曾希望利用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中国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地发明了用机器造纸的方法，从蔡伦时代起中国人持续领先近20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

　　由于蒙古人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因而，作为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也顺着丝绸之路西传至西亚、北非一带，随后又进入了欧洲。除纸钞之外，宗教画和纸牌也促成了欧洲人接受印刷技术。纸牌虽小，却综合了手绘、木版印刷等各种方法，成了欧洲人学习、掌握雕版印刷术最直接的途径。蒙元时期，欧洲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学会了使用木活字。由于欧洲人使用的拉丁字母结构简单，且只有26个字母，比汉字更适合活字印刷。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在美因茨城的工厂中发明了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人的字形问题。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弄封等地虏获的工匠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

　　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简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在北宋人朱或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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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华文明有很多重要的成就都以“四大”“五大”等命名，如四大美人、四大古典小说、四书五经，四大发明的概念却来源于西方学者，并在之后被中国人接受。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而后，在1861～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了一个高峰，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四大发明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被后来的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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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纸术影响

　　早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就已造纸。东汉时，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材料制成植物纤维纸。蔡伦他曾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把他创造的这纸叫做“蔡侯纸”。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逐渐传往朝鲜、日本，以后又经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传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等地。1150年，西班牙开始造纸，建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厂。此后，法国(1189)、意大利(1276)、德国(1391)、英国(1494)、荷兰(1586)、美国(1690)都先后建厂造纸。到16世纪，纸张已流行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极其狭小，纸的发明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火药的影响

　　中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10世纪初的唐未，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蒙古人从与宋、金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从与蒙古人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器。欧洲人大约于13世纪后期，又从阿拉伯人的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知识，到14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国家战争中学到了制造火药、使用火器的方法。火器在欧洲城市市民反对君主专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

　　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指南针的影响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根据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纪初指南针传入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导致了以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打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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